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随着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增多和发展，各地社区服务的有效供给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基金会的应运而生，将为社区层面的公益事业提供更多助力。

近期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多家基金会联合举办了名为“社区基金会中国路径的发展与挑战”的平行论坛，与会者对当前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探讨。

从全国层面来看，社区基金会绝对数量并不多，但并非新鲜事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地已有成熟实践模式，发展速度很快，其背后的主推力量来自政府。一种来自业界的广泛呼吁是，政策鼓励或许可以更“大胆”一点。

政府是主要“推手”

据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以“社区基金会”命名的基金会有77家。目前，上海与广东深圳是重要的试验地，这77家基金会中，上海有20家，深圳有25家，两地数量占到了总数的71.4%。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研究员胡小军对此有专门研究。他介绍，当前社区基金会的驱动力来自3个方面：政府推动、企业推动和社会推动。总体而言，政府驱动的规模最大，无论在深圳还是上海，政府驱动来自区和街道两个层面。

近年来，各级政府逐渐意识到发展社区基金会的重要性，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鼓励和促进其发展。比如深圳就出台了《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上海出台了专门的《上海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等。最新的政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其中强调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胡小军认为，社区基金会是社区社会组织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

各地看待社区基金会的视角不一。比如广州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将社区社会组织分为公益慈善、社会事务、社区服务、文化体育、议事协调5个类别，社区基金会被纳入“公益慈善”类别中。

胡小军介绍，如果将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分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间探索，最重要的参与者是非公募基金会，比如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最开始没打算做社区基金会，做着做着就把社区基金会纳入了业务范围。

第二个阶段是政府主导的阶段。胡小军说：“从2013年开始，以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进入政府驱动为主导的阶段。”据了解，该基金会由上海洋泾街道办事处发起成立，是上海市首家具有公募资质的社区基金会，也是上海基层政府探索城市社区治理的试点。

钱从何来?如何花?

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从何而来?胡小军介绍，当前各地社区基金会筹资模式有5种。

一是面向公众开展小额劝募，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一些社区基金会已经开始尝试了，比如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每年募款就有三四十万元;二是一些社区基金会发展永久性的基金，比如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有1700万元的本金;三是社区基金会设立项目类专项基金，可以由企业设立，也可以由个人设立;四是资源的匹配链接，比如深圳永安社区基金会，基金会拿出一半资金作为配捐;五是社区慈善信托，利用信托收入服务于本地发展。

钱来了，如何花出去?目前，社区基金会在资金使用方面有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社区做项目，直接服务于社区居民，救助困难家庭和困境儿童，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第二种是购买服务，资助慈善机构将项目落地到社区，为社区提供专门的服务，比如深圳的凤凰社区基金会，每年拿出一笔资金资助一家社区服务机构，为社区内的“归巢子女”提供服务;第三种是资助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发起的社会组织，比如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社区基金会，其资金用于资助当地社区居民发起的老年大学、摄影团队和业主委员会等。

“还有一种模式没有出现，就是投资。”胡小军说，“比如社区需要养老服务，基金会可以投资一家社会企业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去满足服务需求。”

期待更大政策推动力

针对目前社区基金会的现状，政策倡导怎么做?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家良建议，政府应增强对社区基金会的重视度。他举例说，上海市江岸区将培育社区基金会作为“三社联动”的一个示范点，在讨论如何发展社区基金会时，邀请政府官员参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徐家良认为，政府鼓励社区基金会发展，首先要制定文件，目前制定各种促进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条例和办法大多由地方民政部门制定，“我认为，是否可以由一级政府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徐家良说：“在明确社区基金会的地位时，不能简单地将社区基金会功能定位于筹资路径，它是一个理顺各方关系的平台，不仅对政府有利，也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税收。目前，社区基金会的税收优惠政策问题尚未解决，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比如上海，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时，将委托方的税同时交了，这样才能保证给予委托方完整的项目经费。另一个是所得税的问题，徐家良认为，包括社区基金会在内的基金会，应该获得相应的免税资格。

人才培养方面，目前社区基金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人。人们对社区基金会应该如何运作并不熟悉，徐家良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应对专业人才培训方面给予政策性的倾斜，同时，从职业分类方面予以相应的规范。